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国家的主体能源，我国煤炭工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作出了突出贡献，凝聚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煤炭精神。经过百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煤炭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煤炭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清洁化利用程度提升；煤炭工业绿色矿山建设获得新突破，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绿色智能化开采技术成效显著；安全生产水平不断提升，灾害事故大幅度下降；市场化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煤企整合重组开启新局面；全面融入国际市场，煤炭企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在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中承担着兜底保障作用。百年来，煤炭供给由短缺转变为产能总体平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全面转入系统性优产能新阶段。

煤炭供应保障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我国早期煤矿建设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在我国工人运动史和革命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煤炭工业除开滦、抚顺、淮南、焦作、阳泉、淄博、枣庄等少数几处外，煤矿规模都很小，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原始，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绝大多数煤矿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一五”时期，煤炭工业是能源建设的重点。在恢复、改建和扩建原有矿区的同时，积极开发新矿区，先后开工建设的新矿区共12个。1957年原煤产量达1.31亿吨，比1952年增加了近一倍，为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煤炭产量不断增加，大型煤矿开始加快机械化进程，至1978年我国原煤产量达到6.18亿吨。21世纪初，煤炭迎来“黄金十年”（2002～2012年），10年间产量从14亿吨增加到近40亿吨。党的十八大以来，煤炭仍是保障能源供应的基础能源，原煤年产量保持在34亿～39亿吨。　

煤炭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三五”时期，我国煤炭工业的重点是开展以“扭转北煤南运”为口号的建设江南煤矿大会战。随着大三线投入建设，国家陆续从全国抽调大批煤炭建设队伍，转战至西南、江南、西北等省区，初步改变了这些地区基础工业薄弱的状况。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亿吨。党的十八大以来，煤炭生产重心进一步向资源禀赋好、开采条件优、生产成本低的区域集中，先进产能比重大幅提高。2020年，14个大型煤炭基地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6.6%，比2015年提高3.6个百分点。全国煤矿平均单井规模由每年35万吨增加到每年110万吨，增长214.3%。

煤炭优质产能加快释放。改革开放后，我国煤炭工业调整发展思路，采取“有水快流”“大中小煤矿并举”的发展方针，有效缓解了国内煤炭供应不足的矛盾。1978～1996年间，我国原煤产量直线上升，1996年实现产煤13.74亿吨。然而，由于地方煤矿遍地开花，产业集中度不高，安全生产水平低下，竞争优势不强，生产过剩局面开始出现。1999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煤炭总量过剩势头得到遏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煤炭行业以供应侧构造性变革为主基调，由总量去产能步入构造性去产能优化产能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促进优质产能释放的政策，包括推进产能置换，加快优质煤炭产能项目的审批进度，进一步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等，大大推进了煤炭优质产能项目办理的进度。“十三五”期间，我国持续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淘汏落后产能、建设先进产能，全国煤炭供给质量显著提高。全国煤矿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的8万多处减少到2020年的4700处以下。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退出煤矿5500处左右、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以上，安置职工100万人左右，超额完成《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提出的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目标。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煤炭消费占比持续降低。随着我国能源消费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用能方式发生变革，煤炭消费清洁低碳化进程显著加快。

煤炭消费占比呈下降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带动煤炭消费量大幅增长。1953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高达94.4%，到1961年仍高达91.3%，形成几乎单一煤型的能源消费结构。到1976年，煤炭占比虽下降到69.9%，但仍占绝对优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煤炭消费经历一定反弹后，占比出现收缩。随着环保压力增大，工业生产增长放缓，服务业兴起，新能源产业发展，以及“十一五”以来关停小煤矿等措施实施，2007年后煤炭消费占比继续收缩。2010年至2020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从69.2%降至56.8%，但占比仍过半。“双碳”目标下，“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严控煤炭消费增长，未来煤炭在我国整体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逐年降低。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持续提升。煤炭消费主要分布在燃煤发电、冶金炼焦、煤化工、锅炉用煤（含建材窑炉和供热供暖）以及民用散煤等方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煤炭行业在推动洁净煤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包括选煤脱硫降灰、洁净水煤浆、优化配煤，以及燃煤发电超低排放节能升级改造、新型燃煤工业锅炉、大型高温煤气化和现代煤化工技术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煤炭生产、运输、消费等环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我国燃煤电厂完成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9.5亿千瓦，占全国燃煤电厂总装机的76%左右，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超低排放清洁煤电供应系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煤粉型锅炉技术得到推广应用，锅炉燃料燃烬率达到98%，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天然气锅炉排放标准；全国约6.1亿吨的粗钢产能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新兴的现代煤化工升级示范项目全面实现烟气超低排放、污废水“近零”排放和VOCs治理；煤焦化、大中型工业锅炉、工业窑炉正在全面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民用散煤用量已压缩到2亿吨以内，“十三五”期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率达到60%以上，替代散煤1.4亿吨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煤炭资源开发由注重产量规模，到注重环境保护、绿色矿山建设、保水开采、充填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同时，土地复垦、采煤沉陷区治理、棚户区改造稳步推进，矿山生态环境持续好转，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取得新的进展，矿区整体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

绿色矿山建设机制逐步形成。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而长期高强度煤炭资源开发造成了采空塌陷、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土地退化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煤炭企业绿色矿山建设步伐加快，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出现，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黑色煤炭、绿色开采”“高碳能源、低碳开采”“节约资源、吃干榨净”的观念深入人心，绿色矿山建设日新月异，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取得显著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煤炭资源开发由注重产量规模，到注重环境保护、绿色矿山建设、保水开采、充填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得到广泛推广。2017年3月，国土资源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国土资规〔2017〕4号），为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从理念到实践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18年4月，自然资源部公示了煤炭、石油等9个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成为首个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行业标准。

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矿区的生态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是煤炭行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矿区生态修复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88年出台的《土地复垦规定》标志着我国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90年代以来矿区生态修复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出台《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我国矿区生态修复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我国矿区土地复垦率持续提高，大气、水、土壤、绿化等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建成了以开滦南湖中央生态公园、徐州潘安湖湿地公园、神东国家级水土保持生态基地、晋能控股塔山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为代表的一批国家矿山公园、近代工业博览园、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和循环经济示范园，矿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煤炭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以煤矿智能化开采为引领的煤炭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重大装备研制取得新的突破。一些先进煤矿工作面已经实现自动化开采、智能化开采，大型煤炭采煤机械化程度提高到98.86%，为我国煤炭绿色智能化开采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同时，煤炭勘探开发及转化利用方面技术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领先水平，现代煤化工已实现从示范到产业化发展。

绿色智能化开采技术显著增强。“一五”期间，我国重点推进了15个老矿区和10个新矿区的建设，逐步组建了地质勘探、煤矿设计、建井施工等专业化队伍和领导机构，为后来的煤矿机械化开采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煤矿主要采用穿峒式、高落式、残柱式等旧的采煤方式。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煤炭工业经历了从炮采、普通机械化采煤到综合机械化采煤的转变，机械化程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7年重新修订的《煤炭工业技术政策》进一步推进综合机械化采煤，同时开始综采放顶煤技术、连续采煤机房柱式采煤方法的研发和推广。1992年8月，兖矿首个综采放顶煤工作面在兴隆庄煤矿成功投产。综采放顶煤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我国综合机械化采煤产量占国有重点煤矿的51.7%，较1975年提高到了26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四化”建设和机器人研发应用，煤矿绿色安全开采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大型煤炭采煤机械化程度提高到98.86%。大型煤炭气化、液化、热解等煤炭深加工技术、煤制清洁燃料和化学品技术已实现产业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2020年底，全国建成400多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采煤、钻锚、巡检等19种煤矿机器人在井下实施应用。

现代煤化工实现“示范”到“产业化”。目前，我国现代煤化工已实现从示范到产业化发展。煤炭直接液化、煤炭间接液化、煤制烯烃、煤气化、煤制乙二醇等一批具有我国自有知识产权的现代煤化工关键技术攻关和装备研制取得突破，一批大型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项目相继投入运营。2008年12月，世界最大的煤制油项目神华集团鄂尔多斯煤直接液化示范工程产出合格的柴油和石脑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关键技术的国家。2016年12月，世界上单套投资规模最大、装置最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神华宁煤集团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建成投产。另外，兖矿百万吨级煤炭间接液化项目达产，神华包头60万吨、中煤榆林60万吨、陕煤化渭南66万吨煤制烯烃，新疆伊犁、内蒙古克旗煤制气，山西阳煤40万吨煤制乙二醇等现代煤化工项目相继投入工业化生产。

五、安全生产水平不断提升，灾害事故大幅度下降

煤炭生产属于高危行业，我国煤矿地质条件复杂，瓦斯、水、火、煤尘、冲击地压等灾害时刻威胁矿工健康和生命安全。早在1948年，东北解放区政府煤矿管理局下发的《加强保安工作的措施》指出“要完成生产任务，必须把保安做好，故在生产中保安第一”；同时提出了“积极防御事故，胜于消极处理事故”的口号。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煤矿生产条件恶劣、技术装备落后，采煤方法为无支护的穿硐式和高落式，明火爆破，手工落煤，人力、畜力拉煤，安全无保障。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就已经把“安全第一”作为一条方针，并把这一方针写入了全国煤矿第一次会议的《决议案》。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煤矿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得到恢复，安全生产不断取得进展。1997年，由于煤炭生产严重过剩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煤炭企业陷入困境，安全生产投入严重不足，造成安全事故多发，死亡人数攀升至6753人，百万吨死亡率达5.1。

随着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不断完善，煤矿“四化”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安全投入长效机制不断健全，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实现了明显好转。1978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9.713，2012年首次降至0.5以下，2013年降至0.3以下、为0.288，2018年首次降至0.1以下、为0.093，实现了煤矿安全的历史性跨越。2020年全国煤矿平均百万吨死亡率为0.059，比2015年下降63.6%。

六、市场化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煤企整合重组开启新局面

煤炭领域有序推进各项体制机制改革，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彰显。

煤炭行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新中国成立初期，煤炭行业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产、运输、销售、价格等要素均由国家统一计划，赢亏由国家统一平衡。改革开放后，我国煤炭行业开始了新的探索。煤炭行业在197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开始了新一轮大调整。从1985年开始，国有重点煤矿实行了长达11年的投入产出总承包，企业自主经营权逐步扩大，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逐渐形成，乡镇煤矿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最多时达到8万多个。2005年至2006年陆续颁布《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关于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的意见》等，有效推动了我国新型煤炭工业体系的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煤炭工业进入调整转型阶段，以推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脱困发展为主线，不断完善去产能奖补资金、职工安置、企业兼并重组、资产债务处置，财税金融支持、产能置换等政策措施，为煤炭行业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煤炭价格改革实现全面市场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从1993年起，逐步放开煤炭价格。1996年对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形成了“计划煤”与“市场煤”的价格双轨制。从1999年起除电煤外，其他行业用煤价格全部放开。2002年国家停止发布电煤指导价，但受当时市场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每年的煤炭订货会上仍会发布一个参考性的协调价格，电煤价格双轨制以及电煤由政府指导定价的形势没有根本性改变。2012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随后在2013年取消重点合同，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自主协商确定价格，煤炭价格全面实现市场化。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础价+浮动价”的定价机制，为煤炭行业平稳运行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202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煤炭市场建设、价格机制等条款。

煤炭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煤炭企业实行以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大行政区为主的集中统一管理。“一五”计划初期，国家撤销大行政区，燃料工业部设置煤矿管理总局，统一领导和管理各地区国营煤矿企业。1998年原煤炭工业部撤销后，直属煤炭企业下放省级管理，企业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快速推进，兼并重组力度加大，起初以省级区域为中心建立煤炭集团，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煤炭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大型煤炭基地不断涌现。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煤炭上下游企业兼并重组、一体化开始向着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煤炭企业整合速度明显加快。2017年11月，原神华集团和原国电集团组合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极大地提升了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2020年多个地方煤企开展了实质性的合并重组工作：山东能源与兖矿集团重组，重组后的山东能源集团是我国第三个煤炭年产量超2亿吨的煤企；山西同煤、晋煤和晋能集团联合重组，新成立的晋能控股集团成为巨型现代化能源企业；山西潞安集团、阳煤集团、晋煤集团的煤化工业务宣布整合为潞安化工集团。

七、全面融入国际市场，煤炭企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煤炭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近几年煤炭企业对外投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方式不断创新，产能合作层次和质量水平显著提升。

煤炭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从煤炭国际贸易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煤炭贸易实行国家统管的外贸政策，优先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其次是发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最后是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煤炭以出口为主，煤炭出口由1978年的321万吨，增加到2003年的9402万吨。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煤炭进口、控制煤炭出口的煤炭贸易政策，2004年以来煤炭进口逐步增加，到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3年我国煤炭净进口3.2亿吨，煤炭进出口贸易量已经达到3.3亿吨，是1997年的64.85倍。“十二五”末期进口明显下降，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煤炭进口保持小幅增长，2020年全国原煤进口3.04亿吨，同比增长1.5%，创2014年以来新高。

国际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煤炭工业技术装备十分落后，亟待开展国际合作。“一五”期间，国家集中力量搞好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其中，煤炭共有27个项目，煤矿总产能2165万吨，洗煤总能力950万吨，苏联对我国的煤炭建设起到重要作用。1972年之后，我国开始和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煤矿装备、煤矿技术的引进与合作。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煤炭领域国际合作主要是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和装备完成的。原煤炭工业部专门成立机械化局，从欧美引进100套综采设备，拉开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序幕。1985年7月1日，总投资6.5亿美元、年产煤1533万吨的中美合作经营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正式开工建设，我国露天采煤技术跨越了30年的技术鸿沟。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大型煤炭企业发挥资本、管理、技术、装备、人才等优势，推进海外布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我国煤炭工业实现了从单一的“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国外企业到国内市场竞争发展为我国煤炭企业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